編者按
本版10月14日刊出《我们怎么看待所谓的“垃圾学术”》一文后，在本报读者和作者圈中引起反响，他们不仅打来电话表达想法，更是投来诸多文章，系统论述，表明观点。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他们都说这么做是受了那篇文章“編者按”的启发，编者提出的“有正面意见，也有反面意见，甚至有多种意见，真理越辩越明”“学术研究最应忌惮的是压倒一切的一个声音在发挥作用，没有争鸣与探讨”鼓舞了他们。这样一种氛围下，我们决心为学者和读者继续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开设《争鸣与探讨》专栏，希望由热情的关注，理性的思考而把问题引向深入和明晰，促进学术的研究和发展。
讀了劉振天先生《我們怎麽看待所謂的“垃圾學術”》一文後，我有幾句話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在當前學術研究的大環境下，我當然理解劉先生寫作此文的苦心，而且劉先生主張用學術和市場機制而不是行政手段來管理學術，實現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對此更爲贊賞，但對劉先生的主要觀點及其論證我卻不能苟同。
劉先生認爲，應當正確認識重複性學術研究的特點與功用，待之以寬容和大度，否則，中國學術別說低水平，就連學術垃圾恐怕都沒有了。爲什麽低水平重複性學術研究有其存在的價值和必要呢？劉先生提出了三點理由：一是“學術研究和學術創新是需要長時期積累的，低水平重複性研究也是全部學術活動的重要部分，並且是學術研究和創新的必經階段”；二是“低水平重複性研究是知識傳承與傳播不可缺少的環節”；三是在中國學術整體落後于西方的事實下，“追蹤、理解、陳述、介紹、重複性的學術研究”是中國學術實現“趕超和創新”的“不能根本跨越的階段”。可以看出，“低水平重複性學術研究”是該文的核心概念。然而通讀全文，我沒有理解“低水平重複性學術研究”指的究竟是什麽；尤其是，“重複性”的確切含義是什麽；什麽樣的“重複性”研究可以被認爲是“高水平”的，等等。如果這個概念解釋不清，或者說其界定邊界不清，我們就無法准確區分到底何爲“學術”，何爲“垃圾”。
抛開自然科學研究不論，單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而言，劉先生的三點理由也不能成立。首先，學術研究和學術創新的確需要長時期積累，但低水平重複性研究不是學術活動的重要部分，更不是學術研究和創新的必經階段。誠然，任何學術領域的研究和創新都不是空穴來風，都是站在前人肩膀上取得的，但我們既不能把研究過程和研究結果混爲一談，也不能把只能作爲研究資料的前人成果在所謂“重複性研究”的名義下當成自己的研究成果改頭換面重寫一遍。在研究過程中，我們盡可以從不知到知，從少知到多知，在前人的知識積澱中反複耕耘，不斷積累，受到啓發，獲取靈感，但這只是也只能是學習和研究的過程。作爲最終呈現出來的學術成果，特別是具有知識産權的發表作品，必須是學者自己的觀點和獨立發現。即使是文獻綜述式的研究，也必須要有作者獨到的見解、思考、分析和評論，能夠對讀者有所啓發。否則，讀者盡可以自己去讀原典文獻，不需要將寶貴的時間和精力浪費在“學術二道販子”的身上。
其次，劉先生提出的第二點理由，指的並不是學術研究，而是教學和大衆傳播。知識當然需要代際傳承和社會傳播，否則，就不能實現學術進步和人類文明的發展，但這和學術研究本身是兩碼事，屬于學術研究之後的結果。學術研究並不是學者的孤芳自賞，通過教學和發表，自然會實現代際傳承和人際傳播。只不過，人類社會的學術活動發展到今天，已經進入到專業高度細分階段，專業化的學術研究成果——尤其是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往往只有極少數該領域的同行才會感興趣或者才能夠理解。他們仔細閱讀彼此的論文，知道彼此正在做什麽，問題是不是重要，做得水平高不高，是不是有趣，等等，但這些都很難成爲社會公衆有興趣和有能力關心的問題。過于狹窄的領域、過高的進入門檻以及特殊的表述方式常常會限制學術成果的傳播範圍及其作用的發揮。因此，開展學術成果的普及推廣工作是非常必要的，但這種通俗化的科普工作已經不能算作嚴格意義上的學術研究。在美國，一些學術深湛的大師常常會在報紙雜志網站上開設專欄，但這些文章和他們的專業研究成果是泾渭分明的，大多是其個人研究成果的通俗化重述，所討論的是社會公衆關心的公共事務，履行的是其作爲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
此外，在許多研究型大學，承擔教學工作的教師往往也是該領域的研究者。他們的確會將最新的研究成果——包括他們自己的傳授給學生，也會和學生一起開展研究工作，但從本質上說，這只是履行了他們作爲教師的職責，是教學活動而不能視之爲學術研究本身，盡管他們從教學相長中也吸收了更多的靈感。
劉先生在論證這一點時專門強調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工作。實際上，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工作更需要理論創新而不是低水平的重複，也許正是大量低水平重複性研究正在慢慢侵蝕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生命力。試想，如果沒有毛澤東、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創造性發展，能夠有新中國的誕生和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嗎？曆史上，僅僅滿足于對馬恩列斯文獻的解釋所帶來的“本本主義”和“教條主義”危害難道還少嗎？回過頭來看，這些囿于“本本”的所謂“研究成果”倒真的是一堆垃圾，反而阻礙了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正確認識、理解和研究。
第三，我看不出劉先生關于第三點理由的任何論證。也許在自然科學領域，中國的確在世界上還處于相對落後位置——其實也不盡然，中國科學家在某些學科領域已經進入到全球領先行列——誰讓我們還沒有獲得諾貝爾科學獎呢？即便如此，低水平重複性研究也不可能是中國學術趕超西方的必經之路。那是一條永遠都走不通的死路。令我好奇的是，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劉先生是根據何種資料和標准，就斷言總體上西方比中國先進呢？其先進性又體現在哪裏呢？
人文和社會科學研究往往帶有強烈的地域性特征。一個國家的人文和社會科學工作者如果通過自己的努力，能夠使本民族的曆史、文化和社會等各個領域的研究産生新的發現和進步，推動了國家和民族的進步，即使他寫作的語言是母語而非英語，即使他所關心的問題只是區域性的而非全球性的，即使他的文章從形式上看也許不符合西方的“學術規範”，那也是實實在在地在研究真實世界的問題，盡到了自己作爲學者的責任，爲人類文明作出了貢獻，其學術成果因而具有了世界性。反之，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麽任何一項研究成果——即使研究者的名氣再大，地位再高，研究成果再“先進”，對于這個國家和人民來說也都是沒有意義的，甚至可能會造成巨大的傷害。一個明顯的例證就是西方經濟學家爲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經濟改革所開出的“休克療法”，其理論模型不可謂不完美，但卻給這些國家的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教訓是極其深刻的。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確需要不同文化之間的碰撞、交流和借鑒，可以翻譯和介紹，但不能只是簡單的重複和照搬，更不能跟在所謂西方“先進理論”後面亦步亦趨。原因很簡單，任何一個西方學者，無論對中國了解程度有多深，都不可能也無法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去思考體會中國所面臨的問題。他們永遠只能是可以“同情的理解”的“他者”；我們的問題則永遠只能靠我們自己解決。因此，任何“先進”的理論到了中國，都必須經曆一個“創造性轉化”的過程，否則，簡單的重複性移植只會造成南橘北枳的惡果。
爲了說明自己的觀點，劉先生在文中引述了潘懋元先生關于內部刊物的話。我想提醒的是，這件事發生在上個世紀80年代。當時，對于剛剛從一場文化浩劫中複蘇的中國來說，知識傳播的重要性和價值要遠遠大于新知識的創造——在“文革”中幾乎被全部摧毀的學術界和知識界需要有一個休養生息的過程——而且潘先生講得非常清楚，這些內部刊物的價值在于培訓。換句話說，不在學術研究。時代不同了，今天的中國和30多年前的中國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作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們不可能只是滿足于“追蹤、理解、陳述、介紹”、拼湊、重複別人的研究成果。我們不能永遠只是“制造”而沒有“創造”，只“大”而不“強”。實際上，對當代中國人而言，創造新知識的渴望比任何時候來的都要強烈。在我看來，劉先生現在引述潘先生30多年前的觀點來說明低水平重複性研究的必要性，未免有點兒“刻舟求劍”的味道。
學術就是學術，垃圾就是垃圾，沒有模糊的中間地帶。判定學術和垃圾的標准是，文章有沒有自己的獨立觀點，是否找到了新的材料，是否運用了新的方法，是否得出了新的結論。有就是學術，沒有就是垃圾。不存在“學術垃圾”一說。誠然，在學術研究的道路上實現創新的確非常艱難，但要做到不重複別人的研究成果不一定很難，至少可以有自己的觀點和見解，最不濟也可以有看問題的不同角度。退一萬步說，如果實在沒有自己的觀點，你也可以選擇不寫，這是你的自由。古人不是早就說過“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嗎？說到底，這還是一個如何對待學術研究，如何看待“重複性”的態度問題。當然，也和當下中國的科研管理和評價體制直接相關。
在這方面，美國教育中的某些做法值得我們借鑒。在美國，不存在“重複性研究”這樣的概念——無論水平高低。美國孩子從很小的時候就學會了通過各種方式查找資料，解答自己感興趣的問題，但在最後寫成的文章裏，觀點一定是自己的，每一句話必須都是自己想出來的，凡是“重複”引用了他人的話必須注明出處，否則就是抄襲。極端情況下，如果引用4個曾經發表過的連在一起的單詞而沒有注明出處，就有可能被認定爲抄襲。要害在于，抄襲是很嚴重的惡行，一旦記錄在案就會影響一個人的一生，因此沒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觸碰這條“重複性”的生死底線。此外，在科研管理上，越是頂尖大學，越是對學者——特別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學者的研究工作沒有壓力和限制。那些最頂尖的學者往往不屑于浪費時間去發表一般性的學術論文，而是把全部精力都用來寫作一兩部“傳世之作”。倒是一些二三流的大學，會采用數字化方式來進行學術管理。令我奇怪的是，中國大學爲什麽放著頂尖大學不去學，卻把那些二三流大學的管理模式奉爲圭臬？至于像劉先生這樣還要“理直氣壯”地對“低水平重複性學術研究”抱有“寬容和大度的姿態”，就更加匪夷所思了。
（作者系北京大學考試研究院院長）
